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中国新闻周刊
（ID： chinanewsweekly )
【资料图】
作者：叶珠峰
民政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数为683.3万对，较上一年减少约81万对。该数据更是创下1986年民政部有相关数据记录以来的新低，我国结婚登记数也已呈连续9年持续下降状。
大家为啥不结婚了？
在不少专家看来，社会转型、变迁交织，个人、家庭的传统与现代婚育观念、行为产生了诸多变化。其成因、趋势都有复杂性，也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经济有着深远影响。
民政部公布2022年结婚登记数据。（图/民政部官方网站）
时代变了
基于全国人口普查、大规模综合性社会调查和网络专项调查数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於嘉教授撰写了《何以为家：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以下简称《何以为家》）一文，分析了结婚登记数连年下降的时代背景和原因。
於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推动中国婚育变迁的因素中，时代背景的转变以及产生的影响不得不提。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迅速工业化、城市化，过往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生产模式不断式微，同时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也分担了子女在父母养老中承担的责任。”
这样一来，直接带来了婚育观念、行为模式的变化。“过去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时代，结婚多为满足家庭、家族整体需求，是集体主义文化的体现。而现在转型市场经济时代，社会分工明确，个人主义盛行，婚姻逐渐出现个体化趋势，向满足个体婚姻需求转变。”
最鲜明的观念变化，是人们对“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认同程度下降。父权文化削弱，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提高，进一步带动性别平等化观念，个体主义的兴起与两性观念的开放，亦令“大龄未婚”等带有歧视性的观念逐渐淡化。
尤其是中国女性，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对婚姻与生育有了更多的自主权，也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经济独立自主性，使得很多女性不再需要通过婚姻满足物质需求，因此婚姻从必需品变成了可选项。”
具体到行为模式上，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人口大规模迁移，使得大量年轻人远离父母的“约束”，伴侣关系的建立更为自由，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居，驱动婚前同居率持续上升，婚姻也不再是个体形成亲密关系的唯一方式。
但现实中，同居依然不是一种稳定的家庭形态，依然无法作为婚姻的替代。“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市场经济转型，消费主义兴起，使得人们更为强调婚姻与生育的经济基础，这又带动了结婚成本变高。”於嘉表示，“这个成本，不仅仅是婚礼或者彩礼等方面的费用，甚至还包括购置房产，后续的生育和养育成本。进入社会工作年限低，经济地位不牢固的年轻人，可能在婚姻形成上，面临一定的困境。社交媒体的兴起，更是助推强化了‘结婚成本高’的印象，催生了‘恐婚’一族。”
21个省份试点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图/刘文华 摄）
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初婚年龄依然在不断推迟。在2022年，男性进入婚姻平均年龄已经接近30岁，为29.38岁，女性接近28岁，是27.95岁。
趋势上，“90后”男性与女性在30岁之前未进入婚姻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恋爱与同居关系在年轻群体中或许会占据越来越长的时间。
“调研对结婚态度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青年男女依然普遍期望进入婚姻，且理想婚龄小于当前实际的平均初婚年龄。”於嘉表示，“虽然渴望仍在，但中国青年男女普遍已不需要通过婚姻来维系生存，加之经济、生活压力的存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不急迫进入婚姻，致使初婚时间越来越晚。”
2022年1月的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在谈到“出生人口持续下降问题”时提到，当前，90后、00后作为新的婚育主体，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谁在坚持不婚主义？
於嘉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男女的不婚率都有所上升。在女性群体中，不想结婚的比例在年轻群体中略有上升，但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群体中，调研并未观察到较高的不婚倾向。过往被社会热议的“高知剩女”现象，在当前可能已成为一个“伪问题”。
在於嘉看来，随着婚姻经济成本与家庭生活成本的逐渐增加，“男主外，女主内”的婚配模式可能不再是最优的选择。“男性也期望寻找到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女性与之共同承担家庭经济压力，这使得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在婚姻市场中具有更高吸引力。对这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而言，虽然择偶标准更高、寻找配偶的时间更长，但由于其存在持续的婚姻竞争力，最终进入婚姻的比例并不低。”
就男性而言，经济地位较高的男性虽然整体进入婚姻时间较晚，但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越来越强，最终进入婚姻的比例也更高。
江西金溪百名青年古村相亲。（图/邓兴东 摄）
反倒是在近20年间，社会经济地位低的男性有越来越高的比例，被排除在婚姻市场之外。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吕德文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城市社会，是普遍的男女青年晚婚的问题，而乡村社会，则是普遍的男性青年面临终生单身的问题。“在30岁以上乡村未婚男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婚姻市场上已经被淘汰的对象，极有可能终生不婚。”
在吕德文看来，这背后的经济逻辑在于，当前“一动不动”（在城市拥有一套房，有一辆汽车）是很多农村地区年轻人缔结婚姻的基本要求。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在逐渐地取代过去的乡土生活方式，年轻人希望进城，然后再完成结婚、生育、教育等家庭再生产任务。
“绝大多数农村年轻人进城买房，是在父辈支持下实现的，这源自于‘恩往下流’等传统观念以及‘人生任务’等代际责任。但若父辈无法有效支持，便很可能无法缔结婚姻，缔结婚姻也可能因为经济实力无法维系生活，而出现婚姻解体。”
於嘉认为，当今社会，不婚是被动安排还是主动选择还需要结合更大样本进一步探索。相比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群体属于“被动”不婚，主动不婚人数的增加，或许才是婚姻制度转变的最重要指标。
结婚率降低会影响什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原副会长、健康中国50人论坛执行主任陈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结婚人数降低，直接影响的是生育率指标，特别是“一孩”生育率的下降。
在2022年1月的国家卫健委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同样指出，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水平。
陈剑介绍了人口学上的重要指标，即总和生育率（英文中称：totalfertility rate，简称TFR）。计算方式为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
官方统计，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自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之后就一直下降。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总和生育率短暂冲高至1.7，较2015年明显上升，但2017年又开始下降。
“问题的严峻性在于，中国的出生率和生育率在未来十年还将继续下降。目前的生育主力，是22岁到35岁的女性，也就是1988到2000年之间出生的女性。据我们测算，十四五期间，也就是从2021到2025年，旺盛期的育龄妇女，正按年620万的速度减少。按此速度，2035年会降到2亿以下，2050年降到接近1亿。”
陈剑还指出，结婚率、出生率降低，单身人口增加，在全球范围也是趋势。“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史上从未经历过的人口变动，这种变动在我们过去几十年都难以想象。”陈剑表示，“今年初，联合国对外预计，印度人口将于4月追平并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注：因统计口径、时间等问题，具体时间待定）。但当前的数据显示，印度的生育率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更替水平也已低于2.1，或许到本世纪中叶也将面临负增长。”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全国人口共14.1178亿。（图/侯宇 摄）
“只有生育政策全面放开，并大幅降低养育成本，让人们生得起并养得起孩子，才能够走出低生育率陷阱。”陈剑表示，“我的长期观点就是，我们社会的保障，例如产假制度、幼托机构短缺以及女性平权等方面还有很多短板需要弥补，这些都是影响生育政策的一些重要内容。”
结婚人数降低，直接导致生育率降低，更深远的层面，或又进一步加速人口负增长、社会老龄化。宏观经济趋势，不少行业、产业逻辑或许都会受此影响。
宏观经济层面，学界存在争议。悲观的一派认为，人口负增长会使未来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速减缓、需求下降、市场萎缩、储蓄率下降，人口老龄化也会使经济的创新活力减弱、财政负担加重，或导致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也有乐观的一派认为，虽然老龄化趋势难逆，但较大的人口规模在经济发展中的回旋空间，仍可以促进和保障经济增长且高质量发展。因为老年人积累的社会资本，同样也是潜在的资本供应，因此人口负增长也有可能成为推动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的诱因。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人口结构的不断改变，势必会对以儿童为中心形成的相关产业带来影响，但当下和未来的养老产业，究竟是不是“蓝海”和“朝阳产业”，能在宏观经济中扮演多大角色，还需长期观察研究。
近年来，已有不少咨询机构的产业调研报告指出，例如私立妇产医院、奶粉等行业，已开始受到冲击，未来适应老龄化、独居人群的相关消费行业，例如迷你家电、预制菜、宠物、科技领域的人机对话人工智能，更精细化的保险、医疗、养老产业可能会出现机会。
“我认为，全社会确实都要开始为‘进入老龄化’做准备。一方面，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针对养老产业细分领域进行厘清归类，以便更精确地测算相关市场规模，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制订以及财政、社会资本的投入。另外，以过去10年的经验来看，受制于养老金、经济实力、节俭观念等影响，老年群体作为养老产业的需求端，消费积极性还没有充分释放。不少企业、资本过去这些年进入养老领域布局，又容易将老年人尚未释放的潜在需求，直接看作真实需求，因此很多产业逻辑也就很难成立。这或许，仍需要时间来转变。”杨立雄说。
读完点个【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