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领袖丨梁建章
(相关资料图)
作为基本摆脱疫情影响之后的第一个小长假，今年“五一”假期的关键词只有一个——人满为患。在这几天的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热门景点门票售罄、约满的新闻，诸如故宫、圆明园、陕西历史博物馆、泰山等景区假期之前就已经无票可约。让人震撼的除了“圆明园门票163年来首次售罄”类的新闻层出不穷，还有各大景点那些人流密集到几乎无法移动的图片。
如此密集的出行，也给交通运输带来了堪比甚至超过春运的巨大压力，很多大城市都出现了高铁票和动车票几乎全面售罄的罕见局面，铁路部门不得不紧急增开夜间高铁来缓解运能压力。而对游客来说，买到高铁票可能还只是克服困难的第一步，等他们辛苦赶到准备下榻的目的地时，却发现住宿又成了新的大难题。无论酒店还是民宿，“五一”期间普遍出现了价格倍增的趋势，甚至还出现了价格暴涨10倍以上的极端个案。可即便如此，很多酒店仍然处于“一房难求”的局面，消费者即便肯出高价也未必能入住心仪的酒店。
以上种种现象的出现，都证明国人在今年“五一”期间的出行热情异常高涨。至于这种热度的产生，当然与旅游意愿压抑许久之后的爆发有关。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现有的长假模式下，势必在短期内形成旅游相关资源的严重供不应求，然后导致某些旅游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或者是旅游成本迅速飙升的局面。
黄金周旅游困境的症结和代价
我们以价格上涨最明显的酒店业为例，中国目前的酒店房间总数达到了2000万间的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的水平。作为比较，美国的酒店房间总数只是刚刚超过500万间。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中国酒店业的规模已经足够庞大。然而对于“五一”这样的小长假，我们可以简单算一笔账，如果全国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因为出行而需要住酒店，那么就有4亿名游客的住宿需求需要被满足。即便按照两人住一间房间来计算，那么所有游客也需要2亿个房间，达到了实际供给能力的10倍。所以在这种反差面前，必定会出现有人希望出行却订不到酒店的局面，至于能订到房间的游客，往往也必须接受酒店方基于供求关系变化而临时推出的涨价方案。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问题的根本在于供不应求，那么多增加酒店房间的供给不就行了？在各地多建些大规模的酒店，是否就能缓解矛盾呢？但这种思考方式，仅仅考虑到如何化解诸如“五一”“十一”等长假期间的矛盾，而忽视了长假之外那些普通时期的供求关系。国内现有的酒店规模，是经历了各种博弈和平衡之后的产物。根据2021年的一项数据统计显示，国内酒店行业的平均入住率为65%左右，也就是平时会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房间处于空置状态。如果为了应对每年只有累计几周时间的长假需求而扩大酒店规模，那么势必造成房间空置率的进一步上升，对于酒店来说其实是亏本买卖。
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目前这种每年只有几次长假的制度设计，会在短期内急速扭曲旅游行业的供求关系。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游客们不得不付出比平时贵得多的价格，却只能获得比平时差得多的体验。至于看似因此赚得盘满钵满的旅游企业，其实也不得不面对超负荷运转的巨大压力，同时还必须警惕各种隐患和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在短期内爆发性出现的旅游狂热，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赢家。
如果进一步拓宽视野，还会发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随着国内各旅游景点变得愈加拥挤，有些游客会将视线转向海外游。根据携程的一项数据显示，“五一”出境游预订量比4月初猛增157%。毕竟国内游原本在价格方面存在的相对优势，已经因为长假因素变得荡然无存，那么很多人宁可支付相同甚至更低的成本去海外开开眼界。对于游客个体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不错选择。但如果从经济全局的角度考虑，如果大量游客因为国内旅游成本高企而转向海外游，客观上可能造成外汇流失等后果。至于导致这些后果的原因，依然是国内建立在长假制度基础上的集中旅游模式。
落实灵活的年假制度
黄金周旅游困境的诸多代价提醒我们，非常有必要对现行的长假制度进行改革，将这种全国人民都在同一时间获得假期的固定模式，调整为可以由每个人自由支配带薪休假时间的灵活模式。这也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采取的做法，比如规定劳动者每年可以获得两到三周时间的带薪假期，由其根据自身需求以及市场行情来具体选择，从而在全体人群中形成“错峰出行”的效果，确保旅游行业的供求关系在全年大部分时间内都处于平稳状态，降低大起大落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冲击。
在理论上，中国也存在着带薪假期制度。比如早在2008年，国务院就出台了《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根据其中的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但问题在于，在各个行业都处于高度内卷的现实背景下，很多企业并未真正赋予员工这项权利，有些员工也宁可将假期折算成现金而非自由出行，于是有可能旅游出行的时间段，依然只剩下了国家法定的长假期。
即便带薪假期制度未来得到更全面的执行，也依然会出现一种困扰——那就是对于孩子正就读于学校的年轻家庭来说，父母的旅行计划往往会受到孩子的牵制，全家出行计划往往只能安排在每年的寒暑假期间。相比“五一”“十一”还有春节那样的法定假日，寒暑假的时间段并没有那么集中，但仍然可能在固定时间段出现价格上涨和供给不足的矛盾。
其实，就跟企业实施员工带薪假期制度不会严重妨碍运营一样，学校同样可以将享受“年假”的权利赋予学生，比如每年允许学生有一到两周的休假时间。当然，相信肯定有人担心这种制度会耽误学生的学习进度。但实际上，目前随着网络授课技术的愈加成熟，学生通过网络授课或者事后补看视频的方式，完全有可能跟上学习的进度。更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古就把“行万里路”摆在与“读万卷书”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在年轻时与家人共同出游观察世界的经历，同样是人生道路上必不可缺的一堂教育课。
广泛推广中小学春秋假
另一方面，现有的寒暑假制度在时间上也不甚合理。以前在没有空调或者空调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温度条件导致寒暑假不适合学习和工作，所以专门为冬季和夏季留出休息时间具有合理性。然而随着空调的全面普及，昔日的理由已经不再那么充分。对于大部分地区处于亚热带的中国来说，春季和秋季本是最适合出游的季节。所以完全可以缩短暑假和寒假的时长，将释放出的时间用于增加春假和秋假（可以结合原有的黄金周），才是更加合理的选择。
根据《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中小学增加春秋假。2019年12月12日，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中指出，各地可以结合气候环境等情况统筹寒假、暑假时间，制定出台中小学放春假或秋假的办法，引导职工家庭在适宜出行的季节带薪休假。
但从探索情况看，大部分地方在实际操作中均持积极而谨慎的态度。只有杭州市从2014年开始，在中小学阶段进行放春秋假试点。如2023年杭州中小学春假时间为4月27日-4月28日，即在五一假期前增加了2天学生假期。
根据携程对2023年杭州中小学生订单（订单出行人为6-15岁儿童）的分析，春假使得杭州家庭更早并以更低的成本享受假期。其中，从下图可以看出，从4月26日至4月28日，已经有35%的杭州中小学生出行，而其他城市均低于20%。另外，这期间机票票价涨幅对比五一期间（4月29日-5月3日），儿童低17%、成人低8%。
在美国，包括斯坦福在内的有些大学就实行一年四个学期的学制，每两个学期之间都有一段假期。而且当各家大学采取略有差异的假期设置时，就能将全体大学生的旅游需求尽量均衡地分布到全年各个时期。
近年来，多位人大代表提出大范围推广中小学生春秋假制度的建议。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将春假设立在“五一”前后、秋假设立在“十一”前后，假期可以设计为10至15天左右。黄细花还建议人社部推动职工的带薪假和中小学的春秋假结合起来。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梅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探索和推进中小学生春秋假制度，比如在3-4月和10-11月间各增设7天左右的春假和秋假，同时可以相应缩短暑假时间，保证每学年放假时间总量不变。春假和秋假如果能有效落实，将创造两个新的旅游小高峰，同时减少黄金假期旅游扎堆拥堵现状。
总体而言，社会应当赋予员工和学生以更多的灵活度，从而帮助他们在兼顾事业和学业的同时，也能有时间用于家庭和旅游。包括携程近年来积极推行的在家办公模式，同样是希望用灵活思维来破解各种现实困难。比如借助于科技手段和管理制度的提升，员工每周可以有几天时间在家办公，既节约了大量的通勤时间（客观上还缓解了全社会的交通压力），也能让员工有更多时间用于陪伴家人和养育子女，争取实现多方的共赢。（详见《中国远程办公报告2023版》）
最后再总结一下，如果未来希望避免今年“五一”期间出现的种种乱象，那就应当在制度建设方面进行改革。包括进一步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企业灵活办公，学校增加春秋假制度和假期设置等等。至于这些改革举措所能产生的积极效果，不仅仅会作用于旅游业，更将对家庭和教育领域都产生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