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公元472年(延兴二年)，政以久任，满一年升迁一级;治绩不好的即使就任不久，也要受到处罚，甚至降级。
公元475年(延兴五年)，为改变过去州、郡、县争收租调的混乱局面，政府确定只能由县一级征收，征收时禁止使用大斗、长尺、重秤。
公元484年(太和八年)，颁布俸禄制，申明俸禄以外贪赃满一匹绢布的处死。次年颁行的均田令中，又规定地方守宰可以按官职高低给一定数量的俸田。所授公田不准买，离职时移交下任。
太和年间，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恼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不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经济
公元485年(太和九年)，颁布了均田令，对不同性别的成年百姓和奴婢、耕牛都作了详尽的受田规定。授田有露田、桑田之别。露田种植谷物，不得买卖，七十岁时交还国家。桑田种植桑、榆、枣树，不须交还国家，可以出卖多余的部分，买进不足的部分。还授土地时对老少残疾鳏寡都给予适当的照顾。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采用邻、里、党 的乡官组织，抑制地方豪强荫庇大量户口。
公元486年(太和十年)，孝文帝对租调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新租调规定以一夫一妇为征收单位，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的未婚男女，从事耕织的奴婢每八人，耕牛每二十头的租调，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的数量。
文化
孝文帝实施汉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将语言改变，规定不再说鲜卑复合语，而须改说单音节的汉语，《魏书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人的姓氏(通常是复姓)，改为单姓。以下是一些例子：
拓拔(皇族)→元姓
独孤→刘姓
丘穆棱→穆姓
步六孤→陆姓
贺赖→贺姓
贺楼→楼姓
孝文帝迁都洛邑后，立即下令加紧修建孔庙祭孔。又给予孔子后裔土地与银钱，让他们可以继续祭祀这位祖先。
现代士族
在当今中国，我们确是实实在在需要警惕“新士族”阶层的产生和崛起。
从各级公务员考试和录用过程中种种暗箱操作和非正常的人为干涉，从国有垄断企业招聘中司空见惯的不成文和不明言的“子弟优先”的潜规则，从干部任命、提拔和升迁中若隐若现的家庭背景等门第因素，从公共部门各大单位、各大系统随处可见的裙带关系和亲情网络，从各大城市城郊结合部群聚而居的广大蚁族，我们隐隐约约可以感觉到一个新的“士族”阶层诞生前夕的暗潮涌动。我们实实在在需要警惕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新士族”阶层的崛起。
像历史上的士族阶层一样，如果这个按门第高低分享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阶层在中国崛起，并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决策和资源，那么势必在当代中国形成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享有特权的特权阶层。由此带来的极端严重的恶果是可以预见的：特权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不但加剧了结果的不公平，更为恶劣的是加剧了机会的不公平，广大草根出身的精英人士将很难获得一个公平竞争、脱颖而出和改变自身和家庭境遇的机会;特权阶层的崛起必然强化社会逆淘汰，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为严重的是，特权阶层如果与掌握财富的资产者结合起来，将彻底封堵下层社会升入上层社会的通道，——此时，下层升入上层将只剩下一条途径，动用仅有的肉体资源，用合法的联姻和非法的性交易。
科举制度取代按门第为标准选官的士族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的巨大进步，这一制度不但让皇权最大限度地笼络和选拔优秀人才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而且让广大下层人民看到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对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憧憬，成为出身底层的广大寒士的巨大的精神支柱，由此迸发出的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绝对不可小觑。而下层寒士上升通道的堵塞往往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历史上可以说不乏此例。
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公平竞争的规则，出身中下层但是聪明勤奋的人士可以通过把握市场机会，拥有获得巨大财富的机会，一如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一样获得成功。但是，“新士族”阶层凭借自己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垄断，将会逐渐封闭这扇中下层民众改善自身境遇的大门。
特权与资本结合的怪胎将为中国描绘一个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暗淡前景。绝望的情绪将在下层弥漫和蔓延，由不公平派生的仇恨情绪将潜滋暗长。如果说历史上的士族制度是导致国家长达300年分裂的因素之一。那么，如果在当代中国真的崛起一个新的“士族”阶层，将不可避免导致中国社会阶层的大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