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原名朱耷，他出生在明代王孙世家，家学渊博，祖辈和父辈都擅长诗文书画。家境的殷实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诗文书画无所不精，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看到过历代绘画精品，也认真地临摹和细细地揣摩过，有着深厚的传统功底。当时明代绘画模古一度成风。
有关史料记载，八大山人少年时期的作品也是遵从模古一路，临摹董其昌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他后来的山水画作品在用笔用墨上也带有董其昌的痕迹。明朝的灭亡是八大山人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由一个王孙贵族变成了一个僧人、道士，政治的变乱使他失去了一切，国破家亡之痛影响了他的终生。
他如果不是有这段惨痛的经历，也不会遁入空门;他如果不是遁入空门，也就不会潜心学道;他如果不是为了躲避清政府的追杀，也不会隐姓埋名;他如果不是受封建礼教思想中的“无后为大”思想的影响，也就不会由佛转道，取妻生子;他如果不是在思想、感情极度压抑，悲愤、抑郁到极致，他的作品也不会如此的怪诞、冷清。设想一下，如果明朝不亡，他的绘画艺术也许会是清初“正统画派”四王一路，作为一个王孙贵族，他也许会忙于迎来送往，应酬宾客。
或者是忙于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图举子之业，历史上就会多一个姓朱的朝廷命官，他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种状况。常言道：“时势造英雄”，时势将一个聪明敏慧之人逼进寺院，使他只可能将时间用在学禅习艺上，从而造就了一个画坛上颇具传奇色彩的、独特的、怪诞的八大山人。
艺术特色
八大山人善画山水和花鸟。他的画，笔情恣纵，不构成法，苍劲圆秀，逸气横生，章法不求完整而得完整。他的一花一鸟不是盘算多少、大小，而是着眼于布置上的地位与气势。及是否用得适时，用得出奇，用得巧妙。这就是他的三者取胜法，如在绘画布局上发现有不足之处，有时用款书云补其意。八大山人能诗，书法精妙，所以他的画即使画得不多，有了他的题诗，意境就充足了，他的画，使人感到小而不少，这就是艺术上的巧妙。
八大山人干擦而能滋润明洁。所以在画上同是“奔放”，八大山人与别人放得不一样，同是“滋润”，八大山人与别人润得不一样。如画鱼、鸟，曾作“白眼向人”之状，抒发愤世嫉俗之情。其花鸟画风，可分为三个时期，50岁以前为僧时属早期，署款“传綮”、“个山”、“驴”、“人屋”，多绘蔬果、花卉、松梅一类题材，以卷册为多。画面比较精细工致，劲挺有力。50岁至65岁为中期，画风逐渐变化，喜绘鱼、鸟、草虫、动物，形象有所夸张，用笔挺劲刻削，动物和鸟的嘴、眼多呈方形，面作卵形，上大下小，岌岌可危，禽鸟多栖一足，悬一足。65岁以后为晚期、艺术日趋成熟。笔势变为朴茂雄伟，造型极为夸张，鱼、鸟之眼一圈一点，眼珠顶着眼圈，一幅“白眼向天”的神情。他画的鸟有些显得很倔强，即使落墨不多，却表现出鸟儿振羽，使人有不可一触，触之即飞的感觉。有些禽鸟拳足缩颈，一副既受欺又不屈的情态，在构图、笔墨上也更加简略。这些形象塑造，无疑是画家自的写照，即“愤慨悲歌，忧愤于世，一一寄情于笔墨”。他在题黄公望山水诗中写道：“郭家皴法云头小，董老麻皮树上多。想见时人解图画，一峰还与宋山河。表现出他的民族意识。
八大山人的画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传其法者仅牛石慧和万个等人，但对后世绘画影响是深远的，他的艺术成就主要一点，不落常套，自有创造。他的大写意，不同于徐渭，徐渭奔放而能放，八大山人严整而能放。清代中期的“扬州八怪”，晚期的“海派”以及现代的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巨匠，莫不受其熏陶。学者黄锦祥赞其：“笔笔精奇妙不言!”评论家王进玉说：“如果你真正读懂了八大，你会发现虽然扬州八怪风貌各异，且成就非凡，但他们加在一起却终究抵不过一个八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