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故事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去当刺史，他倒是很平静的。这不能不归功于他在永州(今湖南零陵)的经历。
柳宗元是河东(今山西运城)人，所以人们也称他柳河东。他从小就非常聪明，能写一手好文章。十三岁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呈给唐德宗，唐德宗看了非常欣赏，大家都传着看，都认为了不起。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考上进士，在京城做官。后来因为支持王叔文改革的关系，王叔文倒了台，柳宗元受了牵连，跟刘禹锡一样发配到边远地方去当刺史。
公元805年，柳宗元到永州当刺史，心情一直不好。怎么样才能使心情舒畅一些呢?他在公务完成后，就到附近的山野去游玩。有一次他到冉溪，果然景色宜人。他非常喜欢，就在那里安了家。但是，给这个地方取个什么名字呢?他想来想去，还是取了个“愚”字：溪称为愚溪，丘称为愚丘，泉称为愚泉，沟称为愚沟。他觉得他是因为“愚”而被贬官的，所以得用这个“愚”来命名。他终究没有让自己高兴起来。
柳宗元还游了小石潭，听到流水的声音，就像身上佩带的玉环碰撞发出的丁当响声，真叫人高兴啊!他看到潭中的小鱼，大约有一百条左右，就好像在空中游动，阳光照着，影子落在石上，一动也不动。有时突然游得好远，就好像跟柳宗元逗着乐似的。美景叫他流连忘返，他应该是很高兴的了，可是一想到自己被贬，他又很痛苦。
但是，柳宗元毕竟心里关切着百姓，常常到民间去考察百姓的生活。永州出产一种很毒的蛇，把它风干制成药，可以医治许多疾病。他特地访问了一个姓蒋的以捕蛇作为职业的农民。那个姓蒋的农民说：“我的祖父因为捕毒蛇，稍不小心被毒死了;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死的;我捕毒蛇已经有十二年了，差一点死去的次数也有好多次了……”
他说着说着，脸色变得悲哀起来。柳宗元看他痛苦的样子，非常同情，就说：“你既然怨恨捕蛇，那么我去跟当官的说一说，更换这个捕蛇差役，恢复原来的赋税，怎么样?”
不料那个姓蒋的慌忙摇着手，更加悲伤了，他说：“您千万别这样!我虽然苦，但是比我的邻居要好多了。我只要捕到蛇，还能太太平平过日子。我的邻居们天天有死亡的危险啊!我就算因为捕毒蛇死了，也要比我的邻居们死得晚一些……”
柳宗元听了非常有触动，写了一篇名为《捕蛇者说》的文章。他由衷地说：“官府的赋税对人民的毒害原来比毒蛇还厉害啊!”
柳宗元对当时社会的腐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除了写游记外，还采用寓言的形式写了不少作品进行讽刺。他的《临江之麋(麋，鹿的一种)》，写一只麋得到主人的宠爱，狗怕主人，所以只能跟麋玩但不敢吃它。三年后，麋外出，见到其他的狗还以为是同伴，结果被狗吃了。柳宗元借这个寓言讽刺那些依仗权贵得意忘形的小人。在永州，他还写了不少其他寓言，有的讽刺贪官污吏，有的讽刺剥削人民的封建地主。他的寓言，大家都很爱看，流传很广。
就这样，柳宗元在永州呆了十年。
公元815年，柳宗元又回到长安。他当时还想为朝廷做点事。可是他怎么也看不惯那样官僚只顾升官发财，拍马奉承的坏风气。不久又被排挤，贬到更远的柳州(今广西栉州)。
柳宗元已经养成了习惯，常常到民间走走，了解一些情况，为老百姓做一些好事。一次，他看到几个凶横的家伙抓住一个中年汉子，后面，这个中年汉子的妻子和儿女在悲惨地哭哭闹闹。一打听，原来这个中年汉子欠了债，到期还不出，债主就把他抓去当奴隶。柳宗元实在看不过去，就下令全带到官府去。经过审问，柳宗元才知道这是柳州的一种陋习，有许多奴隶和奴婢就是这样失去自由的。柳宗元非常心痛，他决心要改变这种情况。他下令，所有的奴隶或奴婢一律可以由亲人或朋友按原来所借的债还清赎回;要是因为贫困一时没有能力赎回，可以为债主打工，等工钱和债务相当的时候，就应该解除债务关系。柳州的贫苦人民听到这个消息，都高兴得奔走相告。
可是不久柳宗元就发现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因为有些奴隶或奴婢，已经失去劳动能力，他们没有办法打工，又怎么能赎回自己呢?看到这种情况，柳宗元心里非常悲痛。他拿出自己的俸禄，送到债主家里，把赎回的奴隶和奴婢送回他们的家中。柳宗元在柳州废除了人身典押的陋习，对附近的州县也有深远的影响。柳宗元还引导人民发展生产、兴办学校。柳州人民怎么能不爱戴他呢!人们都亲切地称他“柳柳州”。
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重去世。
在唐代，柳宗元还跟韩愈一起倡导了古文运动，对改变当时只注意形式不重视内容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写了不少寓言、传记、政论散文，还写了许多诗歌。有一首诗是我们熟悉的，其实也是他为人的象征：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主要成就
哲学思想
柳宗元是一个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的哲学论著中，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他反对天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柳宗元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言论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
佛学思想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于是，“自肆于山水间”，更有意识地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政治理想，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辅时及物”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的原则。
尽管柳宗元自称“自幼好佛”，天台宗也把他列为重巽的俗家弟子。但他却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博采众家，苏轼赞许他“儒释兼通、道学纯备。”他对佛教的接受，主要是领会佛教义理，以图“统合儒释”，把佛教思想纳入儒家思想体系。
